沒有推銷員的《新居風暴》，怎麼掛了個「The Salesman」的招牌當作英文片名；即使有劇中劇《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的台前幕後忙過一遭，是否就此滿足法哈蒂搬出亞瑟米勒名號的目的竟如過水般表淺。當然不，擅長通俗劇的法哈蒂已在《分居風暴》展現將伊朗宗教、性別議題佈局成道德難題的超凡編劇功力，《新居風暴》比遠赴法國拍攝的《咎愛》有更純粹的西方戲劇魂，那不單挪用經典的片面之作，而是內化亞瑟米勒佈局的角色困境，替伊朗的社會事件找到一個比復仇更深的考量。
 

《推銷員之死》是《新居風暴》的魂，拆解成虛實不同的元素，或淺或深讓兩方互文對望。
 

首先，是「劇場」。第一顆鏡頭在漆黑裡凝視圈著燈暈的傢俱，特別是當中富有線條的部分，幾個鏡頭切換過後，往後一退招牌的霓虹燈管與雙層結構的建築刷一聲地展開在觀眾眼前。線條組成傢俱、傢俱組成家，家的意象就這麼由虛轉實地層層疊起，劇場于焉形成。

對照尾聲一顆鏡頭，空蕩蕩的家中僅有畫面中央的沙發一張，原以為就是家徒四壁，突然由自然光那麼一收，收束成舞台的聚光燈。這極端的燈光設計，像是在觀眾面前把家給拆解，回到開場的傢俱，那劇場裡虛構的傢俱。然後接著下一場的戲，是定妝後的兩人對望，那眼神是戲裡的還是戲外，界線已然不清。

”We are aware of towering, angular shapes behind it, surrounding it on all sides.“

次者，是「家」。亞瑟米勒在《推銷員之死》的舞台設計給了上述的指示，四方丈起的高樓將威利羅曼一家子給圈住，就像資本主義壓縮已近明日黃花的銷售業，威利與其賴以生存的價值被困住了、在萎縮了。這「家的崩解」被分析出來，成為《新居風暴》縈繞不去的母題，實質與精神、戲裡與戲外皆然。

夜半的轟然巨響震醒住民，樓梯間踩著倉皇的腳步聲，這時還不清楚緣故，只知臨終的喪鐘已乍然響起。晨裡望窗外看去才知是相鄰施工的怪手動搖了地基，這文明逼到跟前的安排，不也是世代重複的宿命。

最後，是「諒解」。一樁意外，追緝元兇然後呢。當兇手呼之欲出、成為籠中鱉後，那嘎然而止的復仇計畫，被觀眾所不解。其實，男主角的心緒是被法哈蒂放在《推銷員之死》裡的。

這麼說好了，彩排到公演，劇中劇逐步成形的不單是舞台上的呈現，還有在男主角心中對劇中威利羅曼困境的理解與寬容。威利為了年輕時的風流，父親巍巍的形象崩毀，付出一輩子的代價，要不然也不至於透過羅曼太太口中對兒子說出「當你父親知道你要回來，時間越逼近，他就越顯得焦躁，他不知道怎麼面對那些難以啟齒的事」。就是透過戲劇的扮演，男主角預知復仇背後的連鎖效應，透過亞瑟米勒的文字知情這將如何扼死一個家庭，因此作了選擇，一個從戲劇之神那兒借來的視野去成就一種諒解。

法哈蒂藉由《新居風暴》處理普世面對創傷的命題，不再侷限伊朗文化、宗教經驗，也打通西方戲劇的精髓，這比形式上的遠走他鄉更為精煉。